《东京审判》：浮光掠影中的失语中国人【转载】

作者：肖日霍夫　来源：网易娱乐

《东京审判》有一个令人尊敬的题材，就是中国电影中向来缺少的对日本法西斯审判的历史事实的回顾。

电影人能在当今电影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涉足这样的题材，加上前期消息披露的导演举债拍片的壮举，都使影片烙印上令人难以置喙的值得尊重的光环。

但是，崇高的主题，并不代表影片本身也是崇高的。就像扮演领袖的演员，并不代表就应该具有领袖的素质。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双刃剑问题，你涉足的是一个民族之痛题材，如果你的电影表现出一种与内容相吻合的识力和洞穿力，那么，便是对这一题材的尊重，如果你没有表现出原来题材应有的厚重与反思，那么，你电影实际上把自己摆上了愧对题材的相反的位置。

这种现状并不是没有。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本来是一个令人尊重的题材，但编导在识力上的奇怪的走火入魔，使得这样的一部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影片，竟然无关痛痒地岔到中日友好的邪路上去，影片的影响与人文效力大打折扣，几乎令人不想也不愿重提此片。

《东京审判》的动机是好的，是想弥补中国反法西斯题材影片中的审判类型的一个严重缺阵，可以使观众透过法庭这一个窗口，一窥日本侵略中国时的种种暴行，从而表达一个民族对历史上的血痕与屈辱不能忘却的纪念。

但是，《东京审判》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里面，其实有着中国的共性的反法西斯题材影片的通行毛病，这也是中国的同类影片与世界电影所存在的巨大差距之一。只不过，在《东京审判》中，这种共性的毛病，再次显现了一回。

《东京审判》的视点选择其实是相当尴尬的。影片采用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视角，透视东京审判全程，但是，在影片交待的历史事实中，梅的身份注定是一个观望者，影片以他为切入点，但是，他所涉及的东京审判事件，并没有由他决定导向与走向。梅在影片中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开始的座位之争与最后的劝说法官投死刑票时的慷慨陈辞。而在实际审判过程中，梅的作用就是端坐在台上，面无表情，其作用十分尴尬。

而梅汝璈的两处比较突出的表现，在影片中的处理下，也不是为了正义事业，而是面子问题。在开始的座位之争的时候，他强调如果座次不按照他的要求来，“所有中国人都会责难我的软弱和无能。”而在结尾部分，当终于以一票险胜、通过对战犯的死刑判决时，影片再次强调了梅松了一口气的原因，是他挣得了面子，可以向国人交待了。

影片在这样的人物的心理定位上，显然是偏颇的。在审判过程中，可能梅有面子问题，但是，他可能更看重的是审判对于中国人民胜利的象征与意义。但影片对梅的性格与心理刻划基本没有涉足，只是在这两处面子问题上大做文章，显然把梅的形象推向到一种非常狭隘的地步。

由于梅只关心的是面子的问题，所以，影片中真正的事关战犯命运的实质性起诉，并没有中国人的什么事，而都是由美国人来承担的。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人只能担负着一种旁观者的角度，不能左右审判的进程。在法庭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首席检察长季楠侃侃而谈，嫉恶如仇，与日本战争狂人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赢得了一个个回合的胜利。

造成影片这样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影片只是交待历史上的审判事件，按事件的轻重，不知取舍地顺向道来。你影片既然是突出中国人在审判中的作用，那么，就应该围绕此组织素材，以中国人的情感统率全局，现在电影的尴尬，就是太忠实于事实进展，不知按照人物的重心取用素材。影片中的一些中国人出现的地方，比如南京大屠杀证人的出场，应该是显示中国人对于审判作用重要性的一环，但电影中只是跳跃式地略写而过，或者是概括性地作闪回交待，这使得中国人在影片中基本是失语的。从整个电影来看，不过证明了中国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处于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不是吗？影片中的主审法官是澳大利亚人，提起公诉的检察长是美国人，中国人在影片中的所作所为，只是提供了受害者的证人的责任，其他的就是端坐在台上，或者无言于检察官席上（影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香港电影中的老戏骨曾江扮演的向哲浚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只见他坐在席位上，作出一副深思熟虑状）。

就是作为检察官出现的向哲浚与倪征燠，也没有前因后果的交待。向哲浚在法庭上根本没有突出的表现，倪征燠也是惊鸿一瞥地闪现在法庭上，而他的关键的辩词，在影片里反而没有季楠的反驳来得详细，只是通过字幕交待他十天的反诘是最华彩的段落，可以看出，电影过分平均用力，在本可以突出中国人的地方，反而略过不提，使得中国人在法庭中的控诉反而没有美国检察官给人的印象深刻，这不能不说是电影的主题线索的选定上所留下的尴尬。

可以说，法庭主线的偏重失衡，反射出的是一群失语的中国人，他们在法庭中不能引导审判的进展与流程，而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的另一条线索，就是战败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轻蔑，无时无刻地也加深着这条主线给观众的印象。影片在副线表述上，充分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敌视程度，像梅乘车时遇到的两个醉骂中国人滚出去的日本人，还有那个一心欲杀中国人的退役日本鬼子北野雄一，构成了影片中弥漫着的日本民众的对于中国人的不满。现在电影造成的另一个尴尬是，你主线法庭上中国人的失语，无形中增加了日本人鄙视中国人的说服力。因为电影中表现普通日本人只服美国人，而认为中国人并不是胜利者。因此说，主线法庭上的中国人形象的缺位，使得副线的立意也无法树立起来。

而这条副线更可以看到中国新时期反法西斯影片的通病。这就是我们的影片中，总强调日本人里面有一股正义的力量，可以自我消化法西斯的幽灵。我们在电影中总是一厢情愿地强调日本人也是受害者，而不敢把控诉的力量对准日本的整个群体中去，揭示出日本民众对责任逃避的集体意识。在《南京大屠杀》中之所以出现一个中日合壁的家庭，还是中国电影潜意识里忘怀不了对日本控诉的隐忍情结，仿佛不这样表现日本人深受其害，就不能显得中国人的暴力反抗的正当性一样。在《东京审判》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一对中日青年在这种民族对立的痛苦抉择面前的爱恨情仇，这就是中国记者肖南与日本女人芳子的那种所谓恋情关系，这一情节的设置，与《南京大屠杀》中的中日合壁家庭一脉相承，可以看出，中国电影有着异常的对图解中日民间友好的幼稚而笨拙的偏号。一旦控诉日本人的暴行的时候，我们的电影紧接着便要出现一段中日男女的恋情关系。《南京大屠杀》遭人诟病的人物关系设置过去这么久了，今天我们的电影难以割舍这样的暧昧情结。

在副线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中国人正义的抗战行为，通过一个奇怪的情节设置，变成了日本人的自我审视，使得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反感情绪，借助这一个案而化解了。影片中北野雄一作为一个战败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极度仇视，一直强调战胜日本的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他把其弟死于中国的仇恨，发泄到中国人身上。但是，电影突然来了一个欧．亨利式的转折，由曾志伟扮演的正夫在北野再度向中国人发飙的时候，突然站出来声明，是他杀死了兽性发作的北野的弟弟。于是，北野的仇恨，立刻不再对准中国人，而是成为日本人内部的良知与邪恶的冲突，电影在这样的瞒天过海的情节下，一下子便把日本人的痛苦归咎到日本人身上，言外之意，是中国人是良善之师，不会杀日本鬼子，天下行使正义的倒恰恰是日本人自己；解决日本人仇视中国人的矛盾的关键，不是中国人通过实际行动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而是杀死日本人的是日本人自己。在这个虚构的副线之间，我们再次看到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失语的中国人。中国电影仿佛在说明着，你们日本人不应该仇恨中国人，因为杀死你们日本人的，恰恰是日本人中的正义的力量。我们的电影就这样软弱无力，过分陷入一种讨好与友好的怪圈中，而力陈自己的无辜与善良。不是吗？梅法官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面目不清的司机，开枪打死了挑衅的日本人，日本鬼子出身的正夫打死了杀人变态的北野的弟弟，而中国人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作为？仿佛中国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良善来证明自己的无辜，而承担着对日本人报复责任的，却不可能是中国人，似乎这样才能求得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友好对待，而不再出现影片中强调的日本人对中国人鄙视情绪。

因此，整个影片的主线中，法庭上的中国人是失语的，而副线中工于心计地设计出的情节，也在证明着，杀死日本人的是日本人自己，由此说明中国人抗战不应该引起日本人强烈反感，可以说中国人在实际的战事中同样是失语的。于是，《东京审判》中的中国人就给我们一种强烈的失语的印象，这样的影片，我们觉得，不应该由中国人拍，因为在这部电影中，中国人只是担任了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决此问题？这恰恰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中国电影不知道回避什么，强调什么。这不由不使人想到由美国拍摄的《纽纶堡审判》。它也是根据一位参与审判的美国法官的回忆录改编的，它并没有瞄准整个审判过程，而只是选取了审判重要战犯后剩下的七十二个次要战犯的过程，影片始终采用个人的视角，突出个人的情感，影片有很大的内容，表现了主人公海伍德法官通过个人的视角对战后德国的观看，对德国普通人的分析，以及他对于和平与战争年代同样德国人的思考，影片把所需要表述的事实，集中到海伍德法官的情感世界中，这便使影片有了一个中心主线，其关键的矛盾对垒，是海伍德法官终于使纳粹的原司法部长简宁从对抗转而化为认罪，影片的戏剧冲突有了一个从精神上让对手言败的结尾。而在《东京审判》中，我们却看不到有这样的戏剧进程，日本人仇恨中国人，电影是通过北野的弟弟为日本人正夫杀死这一偶发性事件，来证明中国人不应该被日本人仇恨，这与《纽纶堡审判》中，德国战犯被法官的人格及当年的纳粹罪行所震慑而出现心悦臣服完全不同。可以说《东京审判》中的中国人没有显现出强大的理性力量，使日本人的无罪心理产生转变，这是与《纽纶堡审判》的主题意旨的最大不同。而出现这样误区的原因，实在是因为《东京审判》中的几个中国人，几乎没有他们的心理世界，没有他们日常的心理冲突，他们一出场，就是在法庭上作为旁观者的存在，日常交流的描写几乎没有，他们作为法官的矛盾性与心理痛苦性在电影中几乎没有任何涉及。影片中，只有向哲浚对梅汝璈说过，他已经拿出了杀手锏材料，但电影在正面表现时，根本没有交待中国检察官作出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国人在东京审判时背后准备工作，以及对中国命运的思考，都应该作为参与法庭审判的中国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但这一切，在电影中几乎不作任何表现。这使得电影中的中国人没有私秘的谈话，没有内心的感受，更没有情节的进展与性格的深化，所有的人物在这一场精神的斗智中，仍停留在开始的层面，至少中国人没有显现出在法庭上的让日本人敬服的镜头。整个影片中中国人在法庭上的作为，只是按照实际事实如实拍来，导致他们只能是一副失语的尴尬。

可见，中国反法西斯电影最通常的弊端，就是罗列事实，而不敢以独特的识见组合人物，提炼出中国人的理解与思想。在影片中，本来可以让中国人大有作为的关键情节，只是虚晃一枪，比如中国人如何让溥仪出庭，如何寻觅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这些法庭上下的中国人又是如何同仇敌忾，沟通交流，表现出他们的心理交锋，这些在影片中都看不到（唯一的表现就是向哲浚激将梅汝璈，让梅奋力一争这一中国人的沟通情节）。这样的大而化之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影片只是还原了粗线条的历史事实，而且是与中国人无关的那一部分事实，至于在这一历史事实下，写出中国人的骨气与奋斗，也许还得假以时日了。

影片对虚构的副线部分，也用解说词来解释，可以看出，影片的叙事功能是很不到位的。法庭的情节，由于来自于真实的纪录，尚有几分合理与真实，一旦表现到虚构的人物部分，影片就显得相当的乏力，对于梅、向、倪等几个关键人物的心理层面与相关关系几乎没有生动的表现，这或许出于编导不敢去考究人物关系的缘故，那么，影片中对于虚构人物关系的刻划乏力，则可以看出，影片的编剧基本没有叙事与塑造人物的能力，这使得电影带有明显的干结与生硬的硬伤。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不缺乏对素材与史实的了解，但如何从这些事实中提炼出主题，才是中国反法西斯题材影片的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讲，好莱坞电影最近也将目光对向南京大屠杀题材，尽管好莱坞的编导不一定能对史实了如指掌，但凭着好莱坞对戏剧矛盾表现的娴熟功底以及对于历史识的戏剧化运用，相信可以给中国电影上好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