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山坳的中国教育

韩寒

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到后来清朝成为历史的桎梏，都有那么一群卫道士，说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倒不如说是历史的罪人，古时，有《史记》可考，人们叫他们先生，到了近代，人们习惯叫他们教育工作者，他们沿袭了先人一切扼杀灵魂的方法，刻板的教学，还有中庸之道，难怪连国家也起了个名字叫：中国。这样一直深入到中国国民性中鲁迅先生所说的“遗传症”上面，水到渠成的揭示出中国教育的瘤根在于“整人压制人，把人当奴才使唤。”

教书育人是国家大计，凡是看不出的病态才是最要命的。只有见过从来是自杀的天才，却从没听说有自杀的的白痴，这不能不让许多教育线上的骨干反思。中国人多，这不必说；受教育的人也多，这也不必说；自然教育者也不少，可中国并非因多几个教育者而发展富强，可现在“韦编三绝”的人却越来越多，且自居文人的也不在少数，在这点上，宋代的批评家真德秀在《跋欧阳四方集》上说：“自世之学者师道而为文，于是以文自命者……工骚者有登墙之丑，能赋者有绦器之污。”是说自从人们跟了老师学文，就自称文人，便自以为是，舞文弄墨，学着东坡、陆游在墙上、器皿上乱画，而这，是老师助长了他们胆量。中国的教育讲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德为先——其实很早就提出了，孔子、孟子的“仁”、“与人为善”是，亚里士多德、德谟克里特的原始伦理学有，可这并不多见于中学的语文课本中，不知编书者是在唱空城计，还是在未雨绸缪？

的确，现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摈弃了“社会良心”的角色，放弃了现实批判的使命，心安理得的在另一方面以“教授”自居，常听有人说唱歌、演戏是吃青春饭，教育工作者也是，只是和他们正好相反，他们倒希望年龄越大越好，大到两眼茫茫，地老天荒，好去哪个编辑部，哪本杂志上聊以充当个顾问或什么“责任编辑”。这就是中国教育工作者的人生观，他们过得太平淡了，他们最缺乏的是体现在古希腊伟大悲剧上的那中激情和愤怒的力量，缺乏的是勇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剃头师傅要守住推子和剪刀，农民要守住锄头，可中国的教育者却时常守不住课本，弄得早节、晚节都不保。

保守的中国教育，一如长在山坳的一棵高大的树，始终不能放远眼光，又如在厕所里生产香水，动机很纯，结果很不纯，自然把人们也各各搞得颓而不废，中国教育就是《皇帝的新衣》中那个昏庸的皇帝，教育者便是皇帝忠诚的禁卫军，而我只愿甘当那个诚实的小孩，可当皇帝的禁卫军个个挥舞着金戈向我气势汹汹的冲来的时候，我却手无寸铁，这是我的悲哀，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临死前我残喘着，吐着带血的口气说：“救救中国教育。”

自然我所批判的是大体上的，当然还有一些“叫驴拉磨”式的教育者，但确凿是太少了，就如穷困潦倒时在整理旧衣服时发现的零钞、散钞，内心欢喜一阵，终究要为将来发愁，中国教育不要毁在一大帮不懂教育的人手中，现在的我们还是在靠尚有些倔强、反抗的性灵活着，倘有一天真被那些变质的知识分子利用，那就晚了。

把当代的知识分子们批了一大通，但还是不能削减那写为人不为己的老师们教书育人的光辉形象，我只是凭真西山辑《文章正宗》的宗旨，乃是欲以“反天下之趋向”，是欲“正天下之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