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关于诗人]

[p][color=darkslategray][align=center]威斯拉娃·希姆博斯卡（波兰）１９９６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辞[/align]
   

    人们认为在任何形式的演讲中，往往第一句是最困难的。其实我的情况还要糟糕。一旦我自认在谈论诗歌，便会油然滋生这样一种感觉，接下来的那些句子－－第三、第六、第十……直至最后一行－－也是同样艰难的。就诗歌的主题而言，我谈论得很少－－事实上接近无话可说。每当我谈论什么，我的脑袋就会萌生出不争气的怀疑，即我谈论得并不够好。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演讲相当短的缘故。是否在一个小东西中累积起来的不完美还是容易忍受的。

    当代诗人倾向于不可知和怀疑，尤其涉及他们自己时更是如此。他们十分勉强地承认自己是诗人的事实，就好象他们为个事实感到少许的羞愧。但在我们这个喧嚣的时代，至少当别人被富于魅力地包装起来，与认识你的价值相比，倒是更容易识别你的错误，因为那些有价值的东西隐藏得更深，而且连你自己也绝不会相信。当诗人填写履历表或与陌生人交谈时－－即，当他们没法回避透露其职业时－－诗人更情愿使用笼统的术语“作家”，或用除写作以外的不论什么职业的名称代替“诗人”的称呼。一旦官吏和巴士乘客发现他们在与一个诗人打交道时，就会产生少许怀疑和惊慌的反应。我认为哲学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但，他们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往往能用一些学术头衔来粉饰他们的职业。哲学教授－－现在听起来是多么的令人肃然起敬啊。

    但根本就不存在诗歌教授。否则，就意味着诗歌是一个需要规范化的研究，定期考试，附录了文献要目和脚注的理论文章，以及最后隆重地颁授文凭的职业。就意味着即便在纸上写满了最敏锐的诗歌，还不足以成为一个诗人。成为诗人的决定性的因素是那些盖着公章的纸条。让我们回想一下俄罗斯诗歌的骄傲，未来的诺贝尔桂冠诗人布罗斯基吧。他曾被宣判从正是这样的国土放逐国外，他们称他为“寄生虫”，因为他缺少由官方给予的作为一个诗人的合法性。

    几年前，我私下既荣耀又愉快地见到了布罗斯基，我注意到，他是我见到的诗人中唯一喜欢称自己为诗人的人。他发出那个音时毫无顾虑。恰恰相反－－他谈论它时充溢着旁若无人的自由。这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不会忘记在年轻时代所遭受的野蛮污辱。

    在那些人类尊严不会轻易遭受危害的国度里，当然，诗人渴望出版，被人阅读，被人理解，但他们做得很少，如果说他们稍有区别的话，则是渴望把他们自己置于普通人群和日常劳役之上。就算在并不久远的以前，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诗人还力求用奢华的衣装和古怪的行径来震撼我们。但所有这些仅仅是为了公开炫耀。当诗人关上房门，剥去斗篷、艳装和其它的诗人道具，开始面对－－安静地、颇具耐心地等待属于他们自己的－－满是空白的纸页时，那种时刻就来临了。最终那是实际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传记片可以由一群忙碌的人制造出来，这并非意外。那些颇具野心的导演试图令人信服地再现导致了重要科学发现或产生了杰作的创造过程。他们能够部分成功地描述某些类型的科学工作。实验室、各式各样的设备、精密仪表出现在传记里：这样的场景能把观众的心弦紧紧扣住一会儿。那些不确定的时刻－－一些需要上千次的细微修改的实验，最终将产生预期的结果？－－是颇具戏剧性的。关于画家的影片也相当引人注目，仿佛他们在经历一幅名画产生过程中的每个反复创造的阶段，经历从第一根铅笔线条到最后一笔油彩的过程。现在关于作曲家的音乐影片日益增加：回响在音乐家耳朵里的乐曲的第一拍，最终会导致一部成熟的交响乐作品。当然，所有这些有着奇妙的美，虽然无法解释奇异的心灵状态，如众所周知的灵感，但至少存在需要去看和去听的东西。

    但诗人的处境最为糟糕。他们的工作令人失望地不适宜拍照。他们一边坐在桌前或躺在沙发上，一边目光呆滞地凝视着一面墙或天花板。间或这个人写下了几行，但仅仅过了十五分钟又把其中的一行划掉了，在接下来的又一小时里什么事情未再发生。谁又能够忍受观看这一类东西呢？

    我已经提及到灵感。而当代诗人被问及灵感是什么以及它是否存在时，他们纷纷躲避回答。他们并非不知道这种内在冲动的赐福。当你还不了解自己的时候，要解释给他人听并非易事。

    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被问者是我，我也会闪烁其词。但我会这样回答：灵感不是诗人或艺术家的专利。过去、现在、将来都存在某一备受灵感侵扰的人群。它由所有这样一些人构成，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了自己的职业，并用爱和想象去从事他们的工作。它也许包括医生、教师、花匠－－我能够列出百余种职业。他们的工作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冒险，其时间的长度和他们设法不断从中发现新的挑战所经历的一样长。困难和挫折绝不会熄灭他们的好奇心。从每个他们已经解决的难题中又会引发出来一大堆新问题。无论灵感是什么，它产生于一个持续的“我不知道”。

    并非有很多这样的人。地球上的大多数居民是在勉强工作。他们工作是因为不得不工作。他们无法出于热爱挑选这种或那种工作；他们生存的环境替他们作出了选择。那些他们并不热爱的工作，令他们厌恶的工作，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另有一些人甚至还不能够得到－－这是人类最严酷的不幸之一。丝毫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即将来临的下个世纪里情况会有所好转。所以，虽然我拒不承认诗人对灵感的垄断，我依然把他们归入那一群经过筛选的，命运的宠儿之列。

    即使如此，某些怀疑还是会在我的听众中滋生出来。形形色色的虐待狂、独裁者、狂热分子和煽动者用几个高声叫嚣的口号来争取他们的势力，他们也热爱自己的工作。也是用富于创造性的热情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千真万确。可是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的那点东西他们觉得永远够用了。他们不想找出任何别的什么，因为那会削弱他们论点的力量。但是认识若不能迅速导致新的问题便会死亡。它不能维持支撑生命所需的体温。在从古到今的那些最极端的情形中，它甚至对社会构成了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我高度重视这个短语“我不知道”的缘故。它虽小，但用有力的翅膀飞翔。它扩充着我们的生活，以便容纳我们内心的天空，和外部世界的广袤，在那样的浩瀚之中，微不足道的地球的意义暂时中止了。如果伊萨克。牛顿不曾对自己说过“我不知道”，当他的小果园中的苹果落向地面时，只会像司空见惯的冰雹引不起他的半点思绪，最多，他会弯腰拾起它们，兴高采烈地紧紧攥在手里。当我的同胞玛丽。斯洛多斯卡－居里停止在那些专为贵族家庭的年轻姑娘而设立的高级学校教授化学，并在完成那令人高度钦佩的工作中耗尽了她的日子时，她从未对自己说过“我不知道”吗？事实上她一直在说“我不知道”，这些字已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把她引向斯德哥尔摩，在那儿永不安宁的，探求不止的心灵偶然得到了诺贝尔奖的回报。

    诗人，如果他们名副其实，也必须保持不断地重复“我不知道”，每首诗只标志着一种回答这个陈述的努力：可是一旦那一切在纸面上落定，诗人又开始犹豫起来，开始认识到这一特定的答案纯粹是尽力而为，再说也是绝对不合适的。所以诗人要保持尝试，那些他们自己并不满意的接连不断的答案马上或稍后会被文学编年史家用巨大的纸夹夹住，并把它们称为他们的“作品”。

    我一直有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我大胆地设想自己有一个机会与《传道书》代表的那个造物者交谈，他是一个对人类所有努力的虚幻之处深感悲哀的创造者。在他面前，我可能会深深地鞠一躬，因为至少对我而言，他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我会紧紧抓住他的手。“‘太阳底下无新事’是你写的，上帝。但太阳下的你是新的。太阳下你创作的诗是新的，因为在你之前还无人写下它。太阳下你的所有读者是新的，因为生活在你之前的人无法读到你的诗。你坐在柏树下，它自时间破晓以来并未生长。它诞生于另一棵与你的相象但不相同的柏树。”“此外，造物者”，我情愿问：“现在你打算在太阳底下创造什么样的新事物？是那些你已经表达过的思想的进一步补充？或者你想反驳它们之中的某一个部分？在你早期的工作中你说起过快乐－－如果它正在消逝那又怎么样呢？很可能太阳下你的新诗将是关于快乐的？你早已作好了笔记，打好了草图？我怀疑你将要说的，‘我已经写下了每件事情，无需再添加什么了。’世界上没有诗人可以这样说，一个像你那样的伟大诗人最不可能这样说”。

    世界－－无论我们怎样设想，当我们对它的辽阔和我们的软弱感到惊慌的时候，当我们对各自在经历着痛苦的人类、动物甚至植物（为什么我们那么偏信植物感受不到痛苦呢？）的无差异性感到恼怒的时候；无论我们怎样设想被刚发现的行星环绕的恒星射线所洞穿的浩瀚－－行星已经死亡了？或正在死亡？我们恰恰不知道－－无论我们怎样设想我们在那儿预定了戏票的无边无际的剧场，但戏票的寿命短得可笑，它的有效期好象由两个任何的日子来确定－－无论我们设想的这个世界还有别的什么，它肯定充满了惊奇。

    但是“惊奇”是一个隐藏着逻辑陷阱的说法。因为我们会对那些偏离了众所周知的和普遍的认识规范的事情感到惊讶，对偏离了培育我们习惯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感到惊讶。但问题在于，根本不存在如此显而易见的世界。我们的惊讶存在于它自身之中，那不是通过一些事物与别的什么事物进行比较时得到的。

    就算在那些我们无法停下来斟字酌句的日常演说中，我们可以使用诸如“日常世界”、“日常生活”、“日常事件的进程”的短语，但在诗歌语言中，每个字都需掂量，根本不存在通常的或正常的事物。在它之上没有哪块石头和哪朵云是正常的，在它之后没有哪个白天和哪个夜晚是正常的，首要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存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正常的。

    这看起来像是，诗人要用他们的作品去迁就那些惊奇的东西。

   

                                                     （译／黄　梵）[/color][/p]